新中国成立后，如何解放西藏，毛主席原打算让彭德怀从北面入藏股票配资门户平台，由第一野战军负责解放西藏。可是彭德怀给毛主席发电报说，从青海、新疆入藏困难甚多，彭德怀一向不叫难，他说困难，那就是真的非常困难。毛主席就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了第二野战军。
解放西藏这件事，毛主席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才临时摆上案头。
1949年2月，在西柏坡同米高扬谈话时，他已经把难处点出来了。西藏和别处不一样，不能只看地图上的距离。路难走，兵难进，粮草更难送；再加上民族、宗教、地方关系交织在一起，急着往前推，未必是快，弄不好还会把事情拧成死结。
这份谨慎，不等于迟疑。
到了1949年8月6日，毛主席给彭德怀发电，叮嘱第一野战军攻取兰州时，务必注意保护班禅和甘青一带藏族群众。仗还在打，后面的路却已经在铺。西藏问题，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行动，里面有统一大业，也有人心分寸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局势一下子催紧了。
西北战事收束得快，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在10月底基本完成解放，西南那边还打得热火朝天。毛主席一度考虑，由西北局挑起解放西藏的主担子。这个想法很自然，青海离西藏近，班禅行辕又在当地，西北部队刚打完大仗，士气旺，兵锋也利。
11月23日，他电告彭德怀，西北为主，西南配合，两边都要为西藏问题做准备。
纸上看着顺，脚下未必好走。彭德怀没有逞强，也没顺着上面的意思硬应下来。他让范明去摸情况，路况、兵站、运输、气候，一项项掰开看。查完以后，结论不乐观：从青海、新疆入藏，困难很大，真要准备妥当，至少得两年。
1949年12月30日，彭德怀把调查结果电报毛主席。这封电报，分量极重。彭德怀是什么人，打硬仗从不怕，越难越敢往上顶。这样的人说“难”，那就不是寻常麻烦，而是硬骨头里还嵌着石子。
毛主席接到电报后，没有恋着原先设想不放。
1950年1月2日，他从莫斯科复电，决定将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。这个转向看着突然，其实很稳。
西南接手，接下来就得挑人。刘伯承、邓小平想到张国华，并不是随手点名。
那时张国华36岁，年纪不算大，经历却不薄。指挥打仗，他有章法；做政治工作，他也拿得住；地方事务，他并不生疏。
十八军于是被推到了最前面。
军师干部里，有老红军、老八路、老新四军，吃过苦，见过大阵仗。1950年1月24日，中央同意以十八军为进藏主力，并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。3月7日，十八军在乐山誓师。大家心里都明白，这不是打一阵风的仗，而是一条可能要用很多年去走的路。
中央并没有把和平解决的门关上。刘少奇起草的批复讲得很清楚，进军方针坚定不移，谈判也要尽力争取。
此后，从西北到西南，几批人先后想办法同西藏地方当局沟通。
局面拖到1950年夏秋，已经不能再耗。
藏军主力和民兵七千余人，摆在金沙江西岸和昌都一带，防御姿态摆得很明。8月23日，毛主席判断，解决昌都有助于推动西藏局势变化，也有利于打开谈判局面。
10月6日，昌都战役打响。十八军并没有一味硬撞，而是正面牵制、侧后迂回，北线压住，南线切断退路。
19天后，战役结束，毙伤俘藏军及民兵5700余人。
昌都战役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不只在战场数字。部队进得越深，越懂得一条道理：枪能压住阵地，纪律才能换来人心。155团一营断粮时，有战士饿得发慌，挖了群众地里的圆根。
身边人发现后，立刻批评。副教导员张士英没有摆官架子，转头去找主人赔礼，拿银元补偿，又买来圆根分给大家。另一次，三名战士奉命买糌粑，路上捡到一袋，够全班吃一个星期。肚子空得咕咕叫，他们还是守在原地等失主回来。
这些事传开，比告示还管用。
藏族群众慢慢发现，这支军队不是来抢粮夺物的。
有人愿意带路，有人帮着运送粮食，有人收容伤员，还有人主动劝散兵放下武器。解放军优待俘虏，发银元，有家属的还给马匹。这样的做法，往往比几句大道理更容易让人服气。
仗打赢了，心也不能输，这一点十八军看得很清楚。
阿沛阿旺晋美后来的态度变化，同这种政策分不开。
他返回昌都时，原先住的总管府已被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使用。王其梅得知后，立刻把房子腾出来，自己搬去住帐篷。阿沛提到自己的坐骑金鞍银蹬遗失，部队又组织查找，最终归还。这些细节不轰轰烈烈，却很磨人心。
后来，几十名地方官员致信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，主张同中央谈判。
1951年4月29日，双方代表在北京正式会谈。5月23日，《十七条协议》签订。回头看，彭德怀那封电报并不是给困难低头，而是让决策少走弯路；毛主席把任务从西北改交西南，也不是换个方向碰运气，而是把战争、谈判、治理三笔账合在一起算。
西藏问题能走到这一步，靠的不是一句豪言壮语，而是一环扣一环的判断股票配资门户平台，一步挨一步的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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